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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接机艺人造成拥堵混乱，如何引导合法理性追星？******

　　疯狂粉丝接机艺人造成拥堵混乱事件频发

　　专家认为 粉丝不理性追星艺人也有责任

　　采访背景

　　近日，接连发生两起因粉丝接机艺人造成拥堵、导致现场秩序混乱的事件，一起事件还冲上了热搜榜，引发社会关注。

　　粉丝疯狂追星事件近年来屡见不鲜，从粉丝购买艺人手机号码、航班信息追星到接机挤爆机场扶梯玻璃，从粉丝为艺人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到在网上侮辱、诋毁有竞争关系的艺人。令人担忧的是，其中大量粉丝为未成年人。

　　粉丝追星到底应该怎么追？如何引导合法、理性追星？艺人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别推他！”粉丝对着警察大喊。

　　近日，一余姓艺人现身上海虹桥机场，众多粉丝聚集接机造成现场拥堵，严重影响其他旅客正常通行，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催促该艺人尽快离开，却招致粉丝不满。该事件迅速登上热搜榜第一。1月11日，该艺人在社交平台上为此事道歉。

　　无独有偶。1月13日，有网友发布一段发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的粉丝接机某男团的视频，视频中，大量粉丝一拥而上，工作人员阻拦未果，粉丝直接冲破护栏，踩踏草坪，现场一片混乱。

　　粉丝该如何追星？一时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

　　粉丝追星失去理性

　　根源在价值观扭曲

　　在上述粉丝接机某男团事件中，有同机乘客发微博称，飞机刚落地还在滑行时，就有粉丝从经济舱冲到头等舱，直到滑行停止，感觉很不安全。

　　有网友针对此事发表评论称，这类不理性追星的粉丝可以称为“私生饭”或者“代拍”。“私生饭”是行为极端、作风疯狂的粉丝，他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喜欢跟踪、偷窥、偷拍明星的日常，影响艺人及其家人的私生活，甚至曾有女艺人被“私生饭”猥琐偷拍的情形发生。“代拍”则是替人拍摄高清明星照片进而转卖的粉丝。

　　粉丝的不理性追星行为还有很多：2021年8月，某明星的粉丝群体在网络上寻衅滋事、言语辱骂该明星的拟合作对象，有些粉丝抱着“把事情闹大”的心理参与其中，还有一些营销号煽风点火、恶意炒作；随着某选秀综艺节目的热播，有粉丝大量购买印有投票二维码的牛奶，囤积在家的牛奶因喝不了而被倒掉……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还有一些粉丝为违法失德艺人“洗白”。

　　在微博“柯震东超话”中，一直都有粉丝打卡留言称，“不懂好多人为啥抵制柯震东复出，明星也只是人而已……不问毒品怎么流通的，只盯着被毒害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次被原谅的权利”。

　　在这些粉丝的眼中，因违法失德而遭封杀的明星，俨然成了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他们的不理性支持反而是“忠粉”的象征。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甄景善认为，对于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追星行为的粉丝而言，有部分人是为了满足其“不合理”的精神需求；有部分人是为了追求“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还有部分人在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赚取金钱。这种社会现象的发生，有着复杂、多层次的原因，但是根源在于部分不理性粉丝价值观的扭曲。

　　“粉丝种种不理性的追星行为会造成不良影响。对于粉丝而言，在扭曲价值观的指引下，他们可能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社会层面而言，长此以往，特别是当这种不当追星行为成为常态时，会给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甄景善说。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粉丝不理性追星行为容易越过法律红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粉丝如果在机场等公共场合给公务人员的正常执法造成干扰，就可能涉嫌违法而受到法律制裁。粉丝如果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明星的行程信息等隐私，可能违反民法典或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构成侵犯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艺人主动作为发声

　　引导粉丝理性追星

　　在前述上海虹桥机场粉丝接机造成现场拥堵事件中，余姓艺人一开始沉默不语，并没有意识到拥堵对其他乘客的影响，也没有劝粉丝离开。直到一周后，其被媒体点名批评才出面道歉。

　　据了解，很多粉丝到机场接机聚集受到经纪公司鼓励并资助，目的是借此为明星刷“存在感”，提升知名度。粉丝很多不理性追星行为的背后，少不了明星一方的推波助澜。

　　但也有声音呼吁粉丝理性追星。

　　去年8月，多位明星和粉丝后援团曾发表声明，呼吁粉丝不要接机，不要在公共场合聚集，严禁以各种方式跟机、拍摄。

　　那么，明星对于粉丝追星是否应当有所作为？该如何作为？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娱乐法学会副会长李丹林认为，尽管绝大多数粉丝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一些粉丝疯狂的追星行为，仍然值得警惕，特别是明星或者其经纪公司利用粉丝的情绪和心理故意而为之，以达到提高知名度、提高流量的情形，直接与明星相关。

　　“以一些接机事件为例，明星出行是个人自由，但明星作为一个正常人，已经看到因为自己的出现而导致秩序混乱的情形下，仍不主动配合维持秩序的警察迅速解决问题，而是进一步引发粉丝情绪，使拥堵加剧。”李丹林说，这种情况下，明星是有责任的。

　　甄景善同样认为，明星应当及时积极作为，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并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不理性追星行为正在发生或极有可能发生时，艺人应当快速准确作出判断，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对于不理性追星行为，艺人态度应当鲜明，通过自身言行向不理性行为说‘不’，同时还应当进行指引，告诉粉丝正确做法是什么。处理相关事件过程中，艺人应当积极配合职能部门及有关人员的工作，共同化解不理性追星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当不理性追星行为已经造成不良影响时，艺人应当及时主动发声，表明态度，承担责任，呼吁避免不理性行为再次发生。”甄景善说。

　　严打违法违规追星

　　营造健康追星氛围

　　2021年6月初，杭州到北京一航班落地滑行阶段，有粉丝不听机组劝阻，站在过道上并涌向头等舱追星，引发公众关注。

　　2021年6月11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负责人表示，粉丝在明星出行过程中追星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粉丝在追星过程中，未遵守民航安全管理有关规定，甚至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扰乱机场和航班安全秩序，给民航运行和旅客出行带来安全隐患。

　　这位负责人透露，自2018年起，民航局就强化了对粉丝接送机、跟机情况的引导管理。“头等舱追星”事件发生后，民航局发布了空中安保处置指引。民航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强化民航社会面治安管控，对粉丝追星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持严打态势。

　　2022年5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构管理办法》，要求经纪机构不得发布引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等有害信息，不得以虚假消费、带头打赏、应援集资等方式诱导粉丝消费。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站发布《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提出面向青年演员和经纪人开展思想政治、职业素养、法律法规等培训，教育引导相关从业人员强化使命担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德才兼备、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对于不理性追星行为，需要有关部门出手加以整治。

　　甄景善认为，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和法治教育，引导明星和粉丝形成合法、理性、适度的追星理念；应当整顿不理性追星行为所涉及的产业链，取缔、关停相关非法粉丝组织或平台，切断利益链条，使不理性追星行为丧失利益驱动；加大对不理性追星行为特别是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

　　受访专家还认为，明星也要积极主动引导粉丝合法理性追星。

　　甄景善呼吁，在引导粉丝方面，艺人及其经纪公司首先应当以身作则，在工作中认真努力、精益求精，以优秀的作品、深刻的角色塑造回馈粉丝的喜爱；在生活中，崇尚健康、乐观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在与粉丝的沟通和交流过程中，艺人时刻牢记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粉丝合法合理表达对明星的喜爱，营造健康向上的追星方式。

　　“还要理顺和后援会等粉丝组织的关系，明确粉丝组织不是艺人的自留地，艺人及经纪公司既要依法依规行使相关权利，又要充分利用粉丝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向粉丝们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坚决抵制粉丝不理性追星的行为。”甄景善说。

　　郑宁建议，可以利用行业组织发出倡议、协调粉丝共同参与等多种形式引导明星表态、在全社会营造理性追星的健康氛围。

　　在李丹林看来，年轻粉丝对于自身偶像的崇拜，确实会投入热烈情感甚至出现盲目和疯狂的情况，这也是人生一个特定阶段的经历。如果这种崇拜不妨碍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损害他人利益，属于一个文明社会的正常现象，应该允许和接纳，但是这种现象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粉丝的行为要符合法律规定。

　　“成年粉丝是从青少年成长起来的，从相关新闻、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来看，一些粉丝缺乏基本的公德意识、基本的是非观念、更不用说对于法律的了解和把握，所以，我们需要从青少年抓起，对他们进行公德教育、法律教育，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能够理性追星。”李丹林说。

烧瓷出身的“猛子政委”黄火星中将******

　　黄火星，江西省乐安县人，1909年7月出生，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身经百战、赤胆忠心，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共和国首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军事检察事业的开创者。

　　在反抗压迫中接受进步思想。1916年，因中原军阀混战和连年天灾，年仅7岁的黄火星就不得不同父母一起逃难至江西。为了拿钱给中途病逝的母亲安葬，他被卖给了当地陶瓷厂黄姓工人为子，并在陶瓷厂当学徒。1929年初，黄火星与共产党人余金德等人结为好友，在他们的教育和启发之下，黄火星开始接受进步思想，认识到自己被工厂资本家剥削的现实，开始反抗工厂老板的压榨。同年端午节，黄火星参加了党领导和发动的雄黄酒罢工运动。罢工运动在景德镇持续了一个多月，黄火星始终坚持在斗争一线，积极联合工友一起向反动政府施压，最后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工人，并答应了为工人们改善伙食的要求。罢工运动的胜利让黄火星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并极大鼓舞了他参加革命的斗志。

　　1930年7月，红军第二次占领景德镇，并成立了市总工会，黄火星被任命为市总工会青年部宣传员。他积极向当地百姓宣传红军的政策，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大家踊跃参加红军。红军撤离景德镇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在景德镇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火星便随市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乐平众埠街，加入了浮梁游击大队，担任宣传员兼司务长，后来被派往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为“猛子政委”。军政学校毕业后，黄火星先后担任江西弋阳第四游击队政治委员、贵余万游击纵队俱乐部主任和赤色警卫师第1团团委书记等职。1932年5月，赤警师在发动地方暴动中失利，部队被打散，第1团团长和政委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黄火星毅然担起了收拢部队的任务，带领身边的几个战士四处打听，寻找失踪的战友，先后收拢了200余人并将他们送到信江北岸。随后，这支队伍被命名为红军独立第10团，黄火星担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黄火星带领部队积极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斗争，巧妙利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国民党部队进行打击和袭扰，并截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部队装备得到改善，队伍不断壮大。

　　翌年1月，黄火星被任命为红11军第33师第95团政治委员，并参加中央苏区实施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红11军所担负的任务是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从新丰渡过抚河进入黎川，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第36师主力。在战斗过程中，黄火星身先士卒，带领部队猛冲猛杀，就像一台战斗机器，只要号角声一响，他立刻带着部队上前厮杀，战友们互相调侃：“这哪里是个火星，这分明是个猛子嘛！”于是“猛子政委”的称号就在部队里流传开了。

　　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阶段。黄火星所在的闽西南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黄火星担任支队第3团团长。他积极带领部队在横山、小丹阳地区开展抗日斗争，但条件十分艰苦，部队十分缺少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在一场战斗中，每个战士平均只能领到3发子弹，子弹打完了就只能和敌人肉搏拼刺刀。面对严峻的现实困难，黄火星不等不靠，带领部队自力更生，积极从敌人手里夺取物资和装备。在一次侦察中，黄火星发现安徽当涂至芜湖之间的日本军列时常会运输大量装备和物资。他便率领部队袭击了一辆军列，击毙了数十名押运的日本兵，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毛毯和大衣，部队装备和给养得到很大改善。

　　1938年8月，日伪军在小丹阳地区为非作歹，抢劫村庄，残害百姓。黄火星听闻后，率部对日伪军进行袭击，毙伤340余名敌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为当地百姓出了一口恶气。1938年冬天，驻守南京的日军联队长凤山少佐集合了2000多名日伪军，将根据地进行四面合围，并对横山东北部的龙王山进行猛烈攻击，妄图一举消灭黄火星部。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黄火星决定采取内外夹击的战法来对付日伪军的“扫荡”。他预先将两支队伍派到包围圈外作战，自己带领两个连队防守龙王山351高地。他率部在龙王山构筑了战壕、沟壑等掩体，利用树林、灌木作掩护，在外围两支队伍配合下，连续数次击退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黄火星部共击毙200余日伪军，缴获100多支步枪、4挺轻机枪，反“扫荡”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军事检察事业中坚守原则。1955年5月，中央决定建立军事检察院，黄火星被任命为军事检察院筹建工作负责人。面对我军历史上和新中国检察史上的全新任务，黄火星将这个任务作为自己的全新挑战。军事检察工作是个全新事物，对一个长年带兵打仗的军人来说，更是毫无经验，一切都要从零做起。黄火星迎难而上，不懂法律就报名接受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函授教育，一有时间就去学习法律知识。工作中，他会随身携带一个公文包，将法律学习资料和工作文件装在里面，走到哪里闲下来就开始学习，以便自己能尽快掌握法律体系。在政策制定和人员调配上，他都事必躬亲，经常与工作人员谈论交流，虚心听取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建议。在他的各方协调和领导下，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筹备，就在全军各级建立起了军事检察机构并逐步走向成熟。在军事检察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中央对肃反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坚决做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全国开展反右斗争活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抵制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做法。1971年4月27日，黄火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61岁。（赵珠颜）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