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北京两会进行时 经济话题热，委员有话说******
北京两会：经济话题热 委员有话说
【《中国新闻报》记者刘军报道】后疫情时代，中小微企业如何纾困？古都北京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北交所开市一年后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正在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北京民建会员认真履职尽责，围绕经济热点话题积极建言献策。
郭田勇 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北交所如何更上一层楼？提高独立性
北交所开市一年多来，实现良好开局，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刚刚发布的2023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后五年支持北交所扩大交易规模。北交所如何更上一层楼？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支招，可以从多方面提升北交所的独立性入手。
目前，包括上交所和深交所在内的全球主要交易所多数采用公司制的组织形式，而北交所是我国第一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在郭田勇看来，北交所若想做大做强，要充分发挥其公司制的优势。一方面，北交所可以在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上提高独立性，引入战略投资者，比如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等实力强、经验丰富的机构，借鉴港交所、纳斯达克等交易所先进经验，在公司治理层面提高北交所的独立性、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郭田勇建议，北交所可以在管理团队上提高独立性，尽量通过市场化招聘吸纳高水平专业人才，降低管理团队中由政府机构直接安排的人员占比，通过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等措施激发管理团队的独立性、创新性、服务性、能动性。
此外，在郭田勇看来，北交所和新三板的关联性密切，缺少独立性，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之一。新三板中原有的精选层公司全部转移到北交所，此种做法会产生上市公司和交易所双向选择错配问题，一方面新三板公司无法自由选择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另一方面三大交易所也无法自由吸引有上市意愿的公司。针对这一问题，他建议拓宽北交所上市企业来源，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优质企业，不局限于新三板企业；此外，北交所也可增设国际板，以吸引中概股回归以及境外优质企业来国内上市。
马春秀 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密云区副区长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升级打造农业“中关村”
“作为一个超大城市，北京的特点是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源分散、土地有限、产业布局不合理、生态附加值低等短板，农业产业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
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密云区副区长马春秀向记者介绍，她此次携《关于升级打造北京农业“中关村” 构建“1＋N＋X”农业产业园区发展格局的建议》上会，围绕北京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马春秀建议，将平谷农业“中关村”升级为北京农业“中关村”，纳入市级管理，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增加统筹农业企业、农业产业园区、科创团队等内容。“平谷农业中关村毕竟还是在一个区域，如果把它升级成北京农业中关村，就可以整合北京所有的园区进行统筹打造。”
目前，北京市已有9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开展创建工作，包括房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密云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7个市级农业产业园；有19家国家级“星创天地”；还有北京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及其辐射的顺义园、昌平园、通州园、延庆园。马春秀建议，对全市各类农业园区、基地进行全面梳理整合，以北京农业“中关村”为统领，探索挂靠、委托等模式，实现全市园区统一管理、协调联动，构建现代都市农业圈。
此外，北京市汇聚了一大批具备相当规模的农业企业，培育了“三元”“鹏程”“天安”和“正大”等一批知名品牌。马春秀建议，要充分发挥北京农业“中关村”“1＋N”园区承载功能，广泛聚集吸纳农业企业入驻。北京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农业科研院所，这是发展农业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将为龙头企业提供智力支撑。
此外，目前北京农业产业的知名品牌大多是做产品起家，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还比较薄弱。“今后应着眼于农业与旅游业结合，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全产业链提升北京农业竞争力。”
顾慈阳 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门头沟区工委主委、门头沟区政协副主席、区科协主席如何让民企更敢闯？容错机制是关键
1月15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代市长殷勇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要“大力提振市场信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如何让民企敢闯？在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门头沟区工委主委、门头沟区政协副主席、区科协主席顾慈阳看来，建立创新创业的容错机制是关键。
顾慈阳此次带着《关于借鉴硅谷经验推动首都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的提案》上会，他认为，严格追究企业经营失败者以及政府资助项目决策失误者的责任，会严重影响创业者的热情。“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是向往成功，但是投资的失败几率很高，尤其是青年人首次投资。我们的社会对这些人不够宽容，这个问题亟待解决。”顾慈阳表示，很多小微企业主只能用房子或其他个人资产抵押才能取得贷款，一旦经营失败就会倾家荡产，命名创办的是有限责任公司，却要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这样的风险可以采取贷款信用保险来化解”。
去年11月，顾慈阳参加了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市科协共同举办的“提升科技创新素养能力”线上出国(境)专题培训班，授课教师既有斯坦福、旧金山大学等名校的教授，又有谷歌、特斯拉等名企的资深科学家；既有硅谷市政府官员，又有从事投资、孵化、平台建设、人才选育等方面的实战专家，令顾慈阳眼界大开。课上提到一句美国谚语“Never fail to fail”，给顾慈阳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定先有失败经历，才会有成功。” 容错机制保护的不仅是民营企业家，还有发改委、科委、开发区等政府工作人员，“在项目资助、引进和推动产业发展等方面，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出现错误。”
此外，顾慈阳还建议在大学开设高质量的创新创业课程，聘请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或者硅谷的成功创业者担任授课教师，指导有潜质的创业者，激发大学生尤其是硕士、博士生创新创业的热情、敢闯敢干的精神。
黄轶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民建会员、美臣投资董事长企业“病”怎么治？“企业医院”开良方
“人生病了要去医院，企业碰到困难该怎么办？有没有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平台为它们纾困？”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民建会员、美臣投资董事长黄轶向记者抛出这样的问题。
今年北京两会，黄轶携《关于支持“企业医院”发展 鼓励企业纾困市场化服务平台建设的提案》上会。疫情三年，一些企业元气大伤，面临着经营困难。“政府出台了很多对企业的扶持政策，比如减免税、延缓社保、减免房租，对企业帮助很大，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通过政府的紧急措施来救助企业。”黄轶建议，支持“企业医院”发展，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专业化服务参与到企业发展中，针对困境企业纾困进行专业化辅导。
“缺资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找到银行或相关机构来给你救助；需要法律援助，这个平台可以帮你对接专业的律所，化解经济纠纷；企业面临破产重组时，厂房、办公设备这些固定资产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提前交易，让资产最大化套现。”黄轶这样描述“企业医院”运行的前景。
黄轶建议，首先要系统梳理和评估北京市困境企业基本情况，然后要给更多的小微企业以喘息之机，提高扶持救助政策的靶向性。针对困难企业主要面临的关键问题，给予灵活低成本的支持；对因资金链断裂发生债务问题的企业，相关诉讼、执行案件暂缓执行。
此外，要对中介机构和平台在企业纾困中的专业服务，实行资金上的专门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金融、咨询、法律、会计等专业机构积极参与企业纾困服务，提出困境企业筛选指标体系，构建困境企业财务指标模型。
作为民营企业经营者、北京民建会员，黄轶在过去几年的北京“两会”上多次为民营企业发声。从“为小微企业松绑注册地址限制”到“建立北京市个人破产保护条例，解除创业者后顾之忧”再到“推动企业医院发展”，黄轶的提案持续聚焦营商环境的优化、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树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一直努力。”
(《中国新闻》报)
东西问丨吴家玮：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中新社旧金山12月15日电 题：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吴家玮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近几十年来，随着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求学，中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日趋紧密。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请他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玻璃天花板：吴家玮回忆录》中提到“打破学界的玻璃天花板”。在这一过程中，您华人身份的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吴家玮：我在美国的教研之路完全是沿着学界惯例走过来的，可以说是“循规蹈矩”。我30多岁当上系主任，40多岁当上院长、校长，于是被人说成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华人，我遇到过挑战，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期间感受尤深。 旧金山历来是一座多元且较为复杂的城市，旧金山州立大学是该市唯一的公立全科大学，学校的“一把手”难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来了一位在儒家思维中长大、另有一套管理模式且不太听话的华人校长，很多人不习惯。  图片美国旧金山中美国际学校的学生穿中式服装表演节目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当地华人比例为全美最高。陈钢 摄在美国的教研之路上，华人身份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否则就不会碰上“玻璃天花板”了。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期间，儒家思维为我的管理模式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我常跟副校长、院长、教授代表等10来个人开会，讨论各种议题。众人意见不一致时，会展开讨论、辩论或是争论。如果讨论半个小时后还僵持不下，美国同事们就忍不住了，接下来就要求通过投票结束争论。而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某一个建议，才是较好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多谈谈总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见解里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因此我主持的会议尽管时间很长，但最后总能得到一个支持度相当高的共识。 中新社记者：美国高校的工作经历，为您在科大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启发？ 吴家玮：我回国前夕，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必将注重科技。当时，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的时刻，“一国两制”政策也已确定。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问、有经验、有理想的学者决定放弃国外的丰厚资源和舒适生活，凭可贵的团队精神在香港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  坐落于香港清水湾半岛的香港科技大学。谢光磊 摄特别是我在圣迭戈加州大学当博士后，十载后重回原校担任院长。那段经历让我认识到，要办好一所大学，研究和教学必须依靠真正一流的人才。我们在创办科大时，就是全力寻找各学术领域的一流人才加盟。 另外，圣迭戈加州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对我在香港科大的工作也有启发。当时，港英政府只允许我们办理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但我坚持同时要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还希望每个学生主动参加文化、体育及团队活动。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否则怎么能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扩展年轻人的视野，理顺他们的逻辑，赋予他们深入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思想狭隘的人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没有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环境，科技也搞不好。 中新社记者：您曾长期在旧金山湾区工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提出“香港湾区”以及“深港湾区”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方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哪些经验？ 吴家玮：旧金山湾区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建设也一定要多元化。最好能够平衡发展研究型、教学型、专业型、普及型等各种类型的高校。至于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文创作和社科教研同样重要，多种学科都要大力发展。研究型的高校必须注重教学，教学型的高校也不能忽视研究。  第十六届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与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上，参赛选手在调试作品。杨雨 摄此外，高等教育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也绝对不能忽视。中国过去经济落后太久，需要飞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但非常关键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科技创新和突破的基石与载体，是时候大力度发展基础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 吴家玮：西方发达国家因各自的历史和背景不同而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法、德、英、美等国的教育制度差别很大。在向西方借鉴的过程中，中国要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善加选择，发展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 最近几十年，中国高校数量急剧增加，水平相应提高。目前，中国每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人数在1000万以上，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分别超过100万和10万。有人说中国毕业生太多，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我认为现在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相当合理。中国有3000多所高校，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高校数量却更多。  北京大学2021届本科毕业生在校名前拍照留念。蒋启明 摄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发展不平衡。美国的优秀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中国最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大城市。五湖四海的“高材生”被吸引到这些大城市，毕业后大多不愿回老家。中国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地域间均衡发展，让欠发达地区对人才具备吸引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适度引进符合国情的博雅本科教育。同时，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摈弃对大学排名的迷信、对论文和专利权数量化的追求以及对学者名衔的过度崇拜。 反向来看，中国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西方学习。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世界逐步盛行“个人主义”。而儒家推崇“集体”意识，为人在修身之余，必须关怀和注重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集体幸福。这些意识启发于教育。 中国一些教育方式同样值得西方借鉴。我曾看过一档英国电视节目，有一组上海的高中教师到伦敦一所高中教学。老师走进教室，学生要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交谈，课后还有很多作业。英国学生刚开始对这套教育方式很不习惯，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但开始欣赏中国老师的教育方式，连考试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记者：您的回忆录《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里，有一个章节是“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在您看来，教育应该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吴家玮：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期，确实还是以学术交流合作助建中美桥梁的好日子。中国落后和僵化多年后，终于打开了国门。一些有理想的优秀留学生、学者在西方吸取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然后走向老家，在国家重启、发展的征途上作了不少贡献。同时，美国的科研也需要中国的人才。在这个阶段，两国一些科研合作相当成功。  以“国际教育，成就未来”为主题的2009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举行。吴芒子 摄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国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到中国发展，学习中文的美国人逐步增加。这些人到美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任职，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提高本领，然后走回自己的老家。 但是，现阶段美国政治状况不容乐观，内部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令政客们以寻找外敌的手段来争取选票，中美学术交流难免受到影响。现状能否改善，要看美国的政治态度。美国学界也需努力跨越障碍，让两国的学术交流尽快恢复到过去的良好状态。 中国学界除尽可能恢复与美国学界合作外，还必须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和对象，大力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以及“金砖国家”的学术合作，在“一带一路”上多建“桥梁”。(完) 受访者简介：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6年，吴家玮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及天文学系主任以及圣迭戈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并于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1988年，吴家玮受邀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供职时间达13年。 回香港后，吴家玮曾先后担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以及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
)